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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世紀西歐城市的鐘聲

發布時間:2019-04-02  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4月1日14版-文史哲周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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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社會,人人有手機,看時間很方便。在此之前,手表也已普及,時間都在腕上,抬手便知時間。再往前,當隨身可攜帶的鐘表還是奢侈物品時,時鐘主要安置在固定的公共場所及私人住宅內。人們要獲取時間信息,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公共時鐘的報時信號。

  公共報時主要通過兩個途徑傳送時間信息:一是視覺。在古時候,計時設施簡單,日晷、水鐘、沙漏等都是常用的計時工具,人們通過觀察時計而得知時間,比如日晷,人們看表盤上太陽投影的變化,可以知道大致的時間。公元前9年,羅馬的馬爾斯廣場上豎立了“奧古斯都太陽鐘”,就是用一座方尖碑作為指時鐘。近代以來,隨著科學的發展,1833年,在格林威治天文臺建起了報時設施,一只巨大的紅色報時球在每天下午一時差五分時升起,到一時整,報時球便突然落下。這時,來往于泰晤士河上的船只和遠近的居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只紅色球體的升落,并以此來校正時間。自古至今,視覺一直是傳送時間信息的重要方式,即使現代的機械和電子時計配有聲音報時設施,“看時間”依然是獲取時間信息的基本途徑。二是聽覺。聽鐘聲,知時間,這是一種較為古老、也是較為普遍的方式。在中世紀,敲鐘就已經成為一種報時方式。今天,人們聽鐘樓發出的報時鐘聲在城市上空悠揚回蕩,仍不失為一種享受。近代,由于科技的發展,無線電報時也可以使人們靠聽覺知道時間。1884年國際子午線大會確定格林威治經線為本初子午線以后,這里的時間就成為全球的時間標準,每隔一小時,格林威治天文臺就會向全英國和全世界發出信號報告時間。

  在這兩種報時方式中,“看”的方式更古老一些。在14世紀,機械時計已經發明,但由于相關的科技還沒發展起來,當時的機械時計還沒有配上打鈴的裝置。那時,公共報時分兩個步驟完成:先是看管時計的人讀取時刻;然后敲鐘,向公眾報送時間信號。

  可見,時計與報時鐘原是兩個分開的物件。鐘的原始意義并不是專指能報時的時鐘,而僅僅是一種用金屬做成的中空的響器,它在遭到打擊的時候能發出一種聲音,例如編鐘,大小不同的鐘組合在一起,發出悅耳的聲音。這時,鐘就是一種樂器。所以,鐘的本義與時間無關。但是,到中世紀晚期,隨著技術的進步,機械時計與敲鐘的裝置相結合,到一定的時間節點,鐘受打擊而鳴,報告時間信息,這就是走時與報時合成一體的機械鐘。到了近代,機械時計逐漸普及,自鳴鐘得到廣泛應用,鐘就逐漸與時鐘同義。今天,當我們說到“鐘”這個字,腦子里馬上會想到它的對應物——時鐘。

  鐘與時計結合,使視覺和聽覺這兩種報時方式合于一體。英國議會大廈的鐘樓是一個世人皆知的報時建筑,上面安裝的大本鐘幾乎成了倫敦的標志,它是一個兼顧了視覺和聽覺的報時裝置。1859年,大本鐘被安裝在議會大廈東側高95米的鐘樓上,鐘樓四面都裝有圓形鐘盤。鐘樓高,加上表盤大,時間刻度一目了然。大本鐘每隔一小時報時一次,報時鐘聲洪亮悠揚,數英里之外都能聽到其鐘聲的回響。

  公共報時古已有之。不過,在歐洲,從古代到中世紀,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報時不多。城門的開和關,需要權威的報時信號。中世紀的城市還實行宵禁,相關的時間信號也需要廣而告之。由于從早到晚有多次神圣的禮儀活動,教會和修道院都制定了明確的作息表,到一定的時候,教堂就會鳴鐘報時。報時當然是為修道院內部的統一行動服務,但報時的鐘聲會越出修道院而傳遍所在的村社。因此,教堂的鐘聲很自然地成了世俗生活的時間參考。

  法國歷史學家勒高夫研究過中世紀歐洲的時間,提出了“商人時間”和“教會時間”兩個概念,以說明中世紀社會是一個由教會和教士掌控時間、人們的日常生活節奏屈從于教堂鐘聲的社會。但是,隨著工商業活動的發展,商人需要有適合工商業活動的時間安排。結果,在城市里,在一些公共建筑物上,比如在市政廳和塔樓上,世俗當局安裝公共時鐘,形成了與教堂的鐘塔相對的城市景觀。代表工商業者需要的時鐘時間是世俗社會的時間,“商人時間”開始取代教會時間。勒高夫認為,這一變化體現了城市共同體運動在時間領域中發生的一場“偉大革命”。

  在勒高夫之前,從未有人從時間的角度觀察過那個時代歐洲社會的變化。他的研究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人們的觀念中,“教會時間”和“商人時間”仿佛成了中世紀歐洲社會和近代歐洲社會的兩個標簽。而在時間觀念的演變方面,這兩種時間似乎呈現了前后相繼的線性發展過程。不過,勒高夫對這一變化的敘述卻顯得簡單。首先,教士時間與商人時間并非對立,它們長期共存。世俗的鐘聲與其說是取代教堂的鐘聲,不如說是一種補充。其次,在城市中,以工商業為主的世俗活動越來越重要,專門為世俗生活提供時間信息成為必要,特別是在工商業城市,經濟生活的節奏具有擺脫對教士時間的依賴的趨向。自14、15世紀以后,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法國北部、英格蘭南部和德國的城市商業中心,市政廳、廣場、市場、碼頭等地方建起了鐘樓,高高的鐘樓與教堂的塔樓遙遙相對,從視覺和聽覺兩個方面為市民和工商業從業人員獲取時間信息提供便利。那時,教堂的鐘聲和世俗社會的公共報時聲此起彼伏,構成了中世紀以后歐洲城市上空的樂章。

  世俗時間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市場的營業、工場和工廠的上下班、學校的上學和放學都需要公共報時。于是,公共時鐘得到普及,機械時鐘甚至進入千家萬戶。據估計,到1700年時,英格蘭的鐘表數量已將近20萬只。在近代以后的歐洲城市里,人們出門在外,除了能聽到每天照例敲響的教堂鐘聲以外,還能隨處獲知公共時鐘發出的報時信息。到19世紀末,隨著鐘表制造技術的進步,公共時鐘不僅可以做到每隔一小時、半小時報時,甚至每過一刻鐘就可以向人們發出悅耳的報時信號。

  時間不是獨立的存在,不論是教會時間,還是世俗時間,都與現實社會相適應,它們起源于現實,并服務于現實。豐富的現實生活造成了多重的時間節奏,它們都借由鐘聲得以表達。而鐘聲則具有強烈的政治和社會意義。

  在歷史上,城門的開和關,由城市統治者決定時間和發布信號。在信仰的時代,教會掌握時間,教堂的鐘聲號令人們的生活節奏。世俗力量強大起來以后,城里建起鐘樓,這成了世俗權力的象征。在中世紀,時間中的政治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法國國王查理五世(1337—1381年)在1370年的敕令,他要求巴黎所有的鐘表都要以宮廷中的時鐘為準來校對時間。這只鐘不管走時是否精準,它的時間仰仗于國王的權力而成了巴黎的標準時間。表面上看,這只是一種技術上的操作,而實質就是與國王保持一致,表明政治上的認同。

  鐘聲的社會意義由時間的社會性所規定。當一群人共同從事一項活動,時間就起到了協調行動的作用,而報時的鐘聲就是集體行動的信號。在中世紀的歐洲,修道院的鐘聲主要服務于修道院內部的集體行動;教區教堂的鐘聲為轄區內的信徒提供做禮拜的時間信號;而城市公共時鐘則服務于城市社會的每一個人,人們根據各自所需的報時信號,參與相關的社會經濟活動。

  從中世紀晚期以后,歐洲城市鐘聲的內涵不斷豐富,除了常規的報時功能以外,鐘聲還具有其他社會意義。在中世紀,鐘是神圣的物件。人們相信它們具有神秘的力量,有純潔空氣和驅散惡魔的能力。在現代早期的英國,人們仍然廣泛地認為,鐘聲可以制服惡魔的世界,傳播中的鐘聲可以阻止惡魔在臨死的人身上徘徊。同樣,在雷電交加的天氣里,人們認為鐘聲可以驅散在空中正在發生碰撞的邪氣。

  教堂的鐘聲也開始為世俗活動提供服務。例如國王登基的日子、國王的生日等,是民眾歡慶、紀念的日子,教堂會在這些日子敲起鐘聲。有的教堂鐘只是一兩只鐘的簡單組合,而有的教堂鐘則由六只到八只調好音調的一組鐘組成,意在為城市增添節日的氣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俞金堯     責任編輯: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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