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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六?二三”下關事件后的余感

發布時間:2019-03-18  來源:摘自《馬敘倫政論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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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下關事件的當事人,而且是所謂蘇北難民的目標。但是因為我的腦筋本來較一般聰明人是遲鈍的,經這番打傷頭部以后,雖則一忽兒過了半個月,我的腦蓋上好像還遮了一幕,多說話,多寫字,后腦就會發痛,所以我對親身經歷的下關事件要寫感想,總是遲遲不能下筆。

  我不曉得,如果真正是蘇北難民,為什么會把上海人民呼吁和平的代表,做他們毆打的對象,尤其是好像我是他們唯一的目標?可以說是絕對不能理解的。

  難民,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就說我們中國,據調查也有四千多萬。難民是由戰爭而產生的,在抗戰時候.我們在淪陷區的各個都是難民。勝利以后,如我還是一個較高級的難民,因為我的生活絕對沒有復員,我們都受不了勝利以后的內戰,我們曉得全國人民也都受不了勝利以后的內戰,才有這次呼吁和平的運動,我們想全國人民決不會不給我們同情的,尤其是四千多萬因戰爭而成為難民的。

  那么,我們為呼吁和平而當代表的,雖則不敢自夸是他們的救星,至少是替他們做了奔走和平的使者,至少他們不會來毆打我們,除非他們別有企圖而不需要和平。

  蘇北難民依邏輯來說,不能例外、但是我們看見所謂蘇北難民“都是些有錢的。”那么,至少可以說他們是有錢的難民,可是下關這些難民,是不是真的有錢的難民?因為真的有錢的難民,從他們習慣上說,恐怕不容易請他們出來參加打場呢。

  真正有錢的怎樣會在勝利后反來做難民?自然有人說,這是因為共產黨的緣故。我們在這種內戰里沒有機會去蘇北親歷一下,不能做一個肯定的批判,我們也不能否認在共產黨統治底下,地主和資本家不能不受到影響而有逃亡的可能,但是就士地改革一項來說,國民黨如果實行平均地權政策,地主也要受到打擊的,這種是政治問題。如果內戰停止,走上民主政治的大路,人民需要怎樣的政治,行怎樣的政策,人民有力量有權利來主張的,那么真正是蘇北有錢的難民,也不會得來反對我們呼吁和平的代表,何況竟以打做他們的目的?

  至于我呢,在這些代表中間不過一個,卻被所謂蘇北難民認做唯一目標,大概在他們看來,我是一個領導者。我在半年多來,對國民黨和國民黨的政府,的確下了許多批評,也貢獻了許多藥石,對政治的批評,是國民神圣的義務。這回我在南京,對邵力子先生說到這點,邵先生還說:“政治不好,是應該批評的。”代表里的雷潔瓊先生和蔣主席夫人談到這點,蔣夫人也和邵先生一樣地說法。那么明白的人不會因為這點來對付我的。何況批評政府的正多呢。

  替國民黨和政府貢獻藥石的,象我這樣誠懇地“獻可替否”的正不多,而且我還沒有看見過。但是目標卻看中了我,所以我敢大膽地說,大概在他們看來,我是一個領導者。我是不是領導者,我自己當然沒有這種志愿,因為沒有這種資格;如果他們認為我是領導者,未免高高抬舉了我。但是我敢說這是他們的錯誤,實際上領導者是過去的孫中山先生和現在的政府當局。因為和平奮斗救中國,是中山先生的遺囑,民主是三民主義的神經中樞。現在全國的呼吁停戰和和平解決問題,突現民主,都是遵著中山先生的遺教的。怎樣又說是現在政府當局呢?“還政于民”和“四項諾言”,宣布政協五種決議,都是出于政府當局的口里,現在人民不過要求事實的表現罷了。

  退步說,我真是一個領導者,領導呼吁停戰和平解決問題是錯的?在二十年前,我倒真領導過北方青年到國民黨來。到國民革命的旗幟底下來,和我一樣地為著實現三民主義,為著打倒北方反民主的軍閥政府;那時候我還榮膺了北京特別黨部宣傳部長的頭銜,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委員的任務,不想現在呼吁停戰和平解決問題是應該受打的,這真是除了“天王圣明,臣罪當誅”,沒有理解的方法了。

  打了,有計劃的打了,真正的蘇北難民,有這樣的權力,政府當局的地位,應該讓他坐了。然而邵力子先生戳穿地說了:“這是黨里幾個人干的”,“這是政府里幾個人干的”,我們自然很同情邵先生的說話,我們決不冤屈國民黨全體和政府全體,我在南京病院,還受過幾位國民黨政府老輩的代表來慰問呢。

作者:馬敘倫     責任編輯: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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